社会的自由与政策导向相关这我不否认，但是“贫富差距为什么在国内会成为主要矛盾”以及“政策何以成为这样的表现型”我认为是大有可谈的。在我眼里，政策的导向不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参与统治的整个阶级的属性结合历史展开过程的客观化显现。不能够解构这种政策的发生学，在我看来是浮于表面的。
可能我的思维在打字的时候比较跳跃，我具体做个解释罢：我并不是如你所说“粗暴地按照经济发达程度来定义一个地区是‘新四小龙’还是‘越南、金三角’”——
我认可经济发展程度是评价指标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如说“唯经济论”是很糟糕的错误，当下的社会矛盾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依照社会需求层次来说，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最基础的“物质需求”的具象化表达。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作为兜底，那么如何先进的制度都会滑坡、倒退乃至发生落后制度的复辟（这个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不少活生生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在谈论政策的时候不能无视客观经济现实的原因，否则招致的只会是无法实践的空想，除了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没有半点意义。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世界体系论的国家层级体现：
如果不考虑到地方发展不均衡的一重原因在于严重的脑体分工差异以及地方生产力基础差异，以及这之下导致了不同人的劳动价值创造率存在结构性差异引发的地域间经济活动里“不平等交换”的客观本质，那就无法从更加透彻角度分析社会结构差异，更遑论去分析统治阶级在其中如何利用这种客观现象制定政策维护自身统治的了。
“党治理社会”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废话。因为任何“社会的治理者”本身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的中立或者说“去政治化的规则”（这个对于你127楼的言论其实可以构成一个反问：“有完善的制度挺好，可谁来指定这个制度？诞生这样一个完善制度的空间，那那个社会空间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明确的，不过在你眼中这比较激进就是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担任社会治理者的团体其实都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政治纲领的、广义的“党”。即使在西方社会中这种范式也是被遵守的，只不过由于他们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的大量超额利润，可以在不动摇其统治地位的基础下用来对内进行“改良”让利罢了。结合这一点客观的经济现实，再去看一看国内和西方的“政策差异”，其实就能看出来在底层建构上共通性比想象中要更多。之所以国内的政策显得“不自由”，反而要去去从世界分工体系下构建的“中心-外围”国家地位这一政治经济角度展开分析。
国内的“不自由”在我看来是其半外围国际地位+高额外贸占比的经济成分作用下导致的超额利润获取不足，进而“无良可改”的客观政经现实，以及统治阶级对于一些历史遗产留下的画皮的复杂态度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分析结果，我才会去谈“无阶级社会”，就是因为这种矛盾的高速积累与我国自身的特殊历史是可以为无阶级社会的推动奠定基础的）。不从这个角度解构之并针对解构的结果具体规划实践路径，只去呼吁笼统的“自由”，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
